如果设计者或使用者起初并无犯罪意图，但在发现强人工智能产品实施危害社会的行为时，不仅没有采取一定的技术措施予以阻止，反而在强人工智能产品不知情的情况下暗中予以帮助的，可以构成片面帮助犯，应对设计者或使用者按照共同犯罪（片面共犯）原理以强人工智能产品所实施的行为性质予以定性处罚，而对强人工智能产品单独追究刑事责任。

如果完全将研究精力放在对这种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现实问题的论域上，自然是有失偏颇，但如果对此现实重大问题视而不见，同样也不可取。[70] [英]卡尔·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第1卷），陆衡等译，中国社会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页。

换言之，中国法理学则既要上的去，也要下得来[65]，同时还要秉持讲好法理这一中心主题。正是基于此，邓正来才提出中国法学向何处这一开放式问题。以法理为中心主题和研究范式的法理学则为部门法学研究各部门法学之间、部分法学与法理学之间、部门法学与其它人文学科之间的交叉性、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有利的可能和借鉴，同时也为部门法学者提供更宽广地学术和理论视野，对问题更敏锐、更深透的洞察力和把控力，不仅能够带动部门法学研究深度和水平的提升，也能够提高其对现实具体问题的解释力、解决能力。这种来自部门法学者的暴风骤雨般的质疑和反思在中国法学界并不多见，远远超越了法理学界自身曾经的权利本位与义务先行论之争、政治法学与社科法学之辨等，似乎给法理学、法理学界以大山压顶之势，让其毫无招架之力。第二，经过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国法理学界不再仅仅关注于权利本位还是义务本位这样较集中的论题，而呈现出研究领域宽泛、研究方法多样、研究论点多元的新局面，既有西方法哲学传统研究，又有跨学科的研究。

因此，这一论断准确与否暂且不论，其所引起的中国法理学界对中国需要什么样的法理学、中国法理学：从何处来？到何处去的思考具有重要学术意义，我们有必要对当前中国法学界的论争进行认真梳理和理性反思，让来自法理学、部门法学者、法律实务界等更广泛地参与进来，使中国法学研究、法律实践得到整体性提升，推进整个中国法治文明的进程。尤其是关于研究范式尚整体不意识，缺乏理论上的共识性自觉。相比之下，29位法官（或占26％）表示他们不想参与，事实上也没有参与该试点项目。

在接受问卷的180位法官中，其中有61％（110人）的法官回答了问卷（见附件C中的调查问卷）。在大多数法院，通常由办公室人员或书记员完成该任务。法院没有限制案件的录像资格，但却限制涉及公共利益的案件录像。法院费用包括最初支持该项目的员工报酬成本。

同样有多种类型的案件可以被录像，包括联邦法院经常审理的合同案件、人身伤害案件及民权案件等，还包括较少在联邦法院审理的案件类型，比如专利案件、版权案件、商标案件、移民案件和破产案件。对法官的访谈还表明了庭审录像未公布的其他原因。

另外两种常见的案件类型，即囚犯权利和社保案，通常却很少被通知录像，反映了许多法院的政策或惯例，可将这些案件类型从试点项目中排除出去。超过2/3的试点法官也认为视频录像对扰乱法庭诉讼程序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72人，占69％）。回答该问题的10位法官，其中有9位有录像经验，他们认为视频录像不会带来危害，或即使有潜在危害，都在法官的可控范围内，例如： 凭我个人经验，摄像机进入法庭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危害。并从观众的调查中报告相关信息。

这些评论在本部分也被提及。使法官在庭审中更戏剧化（141人，占78%）。共有65位律师回答了这个开放式问题，其中有23人提到了好处，8人提到了危害，1人既提到了危害也提到了好处，19人保持中立（例如：摄像机不太明显），还有13人仅阐述了律师之前的问卷反馈情况（例如：律师以未参加过陪审团审判为由，解释其没有回答视频录像对陪审员的影响的原因），其他类型的答复仅被一两位律师提起过。参加过庭审录像的法官比没参加过的法官更支持录像。

这种选择表明，将受影响最大的受访者与受影响很小的受访者（同样，无论其影响大小）进行对比。[2] 数据搜集工作于2015年7月17日结束，但试点法院可继续进行庭审录像，直至在2016年3月的会议上联邦司法会议决定是否暂停使用摄像机或授权所有地区法院使用，数据来源于：法官Wm.特雷尔。

果不其然，这些是向联邦法院提交的最常见的案件类型。庭审期间启用摄像机和录像设备（尽管在某些法院这个任务是交给助理或其他工作人员进行的）。

尽管他们只占众多观众的很一小部分，我们也很高兴，至少能获得一些信息，例如观众是谁以及他们为什么观看录像。这种下降幅度并不能完全反映出当事人或法官拒绝录像的情况。在项目临近结束时，根据录像情况，我们向373位律师发送了在线问卷调查，这些律师曾在联邦法院官网上传的158个诉讼程序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详见附件C的问卷调查）。书记员——其实也是中心的联络员——会帮助一些法官决定合适的诉讼案件。除上述理由之外，其他拒绝理由还包括庭审类型不合适、证词过于生动、相关议题对公众没有价值，还有的理由是：除副本提供的价值外，录像没有提供任何好处，且录像也不会满足当事人的最大利益。关于影响程度的问题产生了大量信息。

从研究的角度来看，这种方式对总结法院视频录像的影响有所限制。律师对参与者和公众受视频录像影响的看法 当问及律师对参与者和公众受视频录像影响的看法时，我们向每位律师提供了与法官相同的相关影响的列表。

对于视频录像对公众的影响，大多数试点法官认为在降低联邦法院的公信力方面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83人，占78％），但他们的观点与是否提高联邦法院的公信力方面的比例相当，44名（占42％）法官认为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而43名（占41％）法官认为影响适中或影响很大。我们发现不止一起案件的律师表示他们在决定是否同意视频录像时受到了压力影响。

至于积极的潜在影响方面，发表意见的2/3的法官认为视频录像对提高公众获取联邦法院信息的机会和教育公众了解法庭诉讼程序的影响适中或影响很大（分别占66％和67％）[15]。但在通常情形下，该程序基本不占用太多时间。

因此，他们至少参与过一次庭审录像的实际经验。如果没有明确的开始日期，法院可以采用地方规定的日期，开始日期为地方规定采用的日期或者是2011年7月18日（试点项目的正式开始时间），如果地方规定在该日期前已被采用的话。很多诉讼类型和案件类型都进行了视频录像。我们只是要求法官表达对视频录像影响的看法，并非一定要求他们实际参与。

[24] 因为时间较长的听审和审判需要多个视频文件进行记录，所以试点项目记录的158起诉讼程序共需要757个视频文件。还有一部分律师表示他们不想让法官失望（39人，占22%）[20]，或者他们想利用视频录像进行培训或案件准备（33人，占18%）。

讨论庭审录像的数量和类型以及一些当事人拒绝录像的原因。庭审录像对主审法官或审查法院有帮助。

另外一部分律师（59人，33%）认为视频录像将会向公众普及有关法院的知识。法庭诉讼只有在法院征得各方当事人都同意的情况下才可被记录。

一方面，当事人认为作为政府官员应该同意视频录像。一种选择将影响很小、影响适中和影响很大分为一类。俄亥俄州北区法院 该法院自2011年7月18日起实施试点项目。参与法官常常就某个个案与律师讨论试点项目，且获得案件当事人的口头答复。

另有两位法官认为，刑事诉讼程序也应被记录并公开。表14：参与视频录像的律师对视频录像所列出的影响的看法 通过与律师就视频录像对证人、律师、法官和公众影响作出的评估进行对比发现，律师很少评价对陪审员的影响。

除已列出的职业，选择其他选项的人的职业或职位非常广泛，如速记员，法庭口译人员，电影制作人，抚恤金领取者，认为人们有权观看波士顿爆炸案审判的波士顿居民，以及为儿子寻求司法正义的母亲。2014年，我们认为采用的系统收集了最可靠的资料。

对于律师，近3/4的法官认为录像在律师催促其当事人同意庭审录像以取悦法官方面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76人，占72％），而有过半数的法官认为在促使律师更好的准备庭审（58人，占55％）或让律师更有礼貌（62人，占59％）方面没有影响或影响很小。为了便于分析和讨论，我们将影响程度缩减到5个以内。